再 谈 民 族 与 西 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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纵横捭阖，为我所用
近来许多同行在创作上回避谈“民族性”，也不谈“西方”，我很有同感，“民族”和“西方”是个老话题了，是否是出于一种逆反心理我说不准。似乎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普遍的心理，就是要个性，不谈民族，不谈西方。按我理解，民族化是把西方的东西做给中国人看，西方化是中国的东西作给西方人看。这其实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两个侧面，消长不定，各有正负面。按理论家的话说，它包含着历史的要求和逻辑的必然。而现在作曲家的文化体验，技法运用，越来越旨在寻找个性的表达。过去“中化”“西化”什么的，终就成了一种模式，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，一种习惯性思维。要展示个性，就是要走出习惯。当然个性是形成风格、产生流派的前提。
但无论你怎样突出个性，实际上总有个民族性的问题。中国的作曲家们无论用的古今中外的什么形式，多么复杂与先锋的技法，骨子里想要表现大都是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，他们也非常情愿地、认认真真地从本民族的宝贵财富中汲取创作营养。但现在作曲家们都宁愿说个性，不愿提民族性，这里有其历史原因，而且对民族性的界定至今也很模糊。世界性是离不开民族性的，但是仅有民族性，就未必有世界性。对作曲家来说，个性很重要，风格即人嘛，离开了个人的血气，离开了与众不同的个性，所谓独具匠心，文化意蕴，都不值得称道。现在中国成功的作曲家都是以个性化的方式走到民族中，融入文化中。这又是实事。但任何人的创作和他的成果都离不开民族性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它与生俱来。黄皮肤会一直带到另一个世界，我们不可能回避民族性。民族性必然寓于在个性之中，我们怎么也做不到“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”。我们的情感深处，我们的价值取向，总是烙下民族的印记，民族性是我们生存的依据。现代创作的民族性可以说是作曲家作品个性的总和。这是其一。
我们也不要回避西方，我们学习西方技术，多了一些手法，丰富了表现形式，只能有利于我们的创造，有利于我们事业的发展，而不是相反。德彪西在西方音乐当时无路可走的情况下，到东方来寻找灵感，来汲取营养，结果独树一帜，在西方搞出了自己的学派，为世界瞩目，也为西方人走入20世纪的音乐创作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。在这一点上西方人确实很聪明，而步其后尘再获成功者又比比皆是。西方艺术家们早已有人把中国的文学、音乐、文化、乃至《易经》、哲学拿去西方“播种”，并结出丰硕西洋之“果”。回过头看看我们自己，学不学西方先进技术在某些时期经常成为争论的焦点，而在“非常”时期则成为衡量是否“革命”的分水岭。远的不说，就看看老邻居日本，战后怎么就崛起了，其它方面不谈，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在学习、吸收、借鉴外来的先进技术、文化等方面没商量，只要好的我就学，我就要，我就
照搬。古今中外大至各朝各代，小至各行业的成功者，都是以开放的胸怀，象海一样吸纳百川，善于从他人那里学习和引进，取长补短。这其实是个老掉牙的经验了，但却屡战屡胜，信奉者每每成功。道理其实太简单了。
所以，我坚持的方针是：“一要二不避”，那就是：要个性，不避民族,不避西方；民族是艺术赖以生存的基础，西方是民族发展的需求，这就是我艺术创作的“一个中心，二个基本点”，即：以个性为中心，外学西方技术，内习传统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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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宁于1998年台湾世界华裔青年作曲家创作研讨会发言稿摘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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